虹桥机场t1【西北史地】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之比较-喜马拉雅在线

2015年06月30日 | tags | views 74
【西北史地】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之比较-喜马拉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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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洁,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
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西北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它由两条走廊构成,不仅包括从甘肃到新疆这条历史上著名的东西向民族走廊,即“河西走廊”,同时也包括与该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的“甘青多民族走廊”。甘青多民族走廊主要沿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界带分布,大体包括今青海省的西宁市以及门源、大通以南,湟源、湟中、贵德、同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东诸县;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全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合作、临潭、卓尼、迭部、舟曲等县市;定西市的岷县、宕昌县。该走廊以西为青藏高原东部包括青海湖周边草原,该走廊以东的兰州市及临洮、陇西、渭源、漳县等县,在明代亦属于甘青多民族走廊。费孝通先生把这一走廊称为“陇西走廊”,也有人将其归为“汉藏走廊”,本文认为用“甘青多民族走廊”更为恰当。
学术界对于元、明、清三代中央政权如何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的研究极为重视,成果颇为丰硕,其包括元代对甘青吐蕃地区的治理,明代对河、湟、岷、洮地区的治理,清代对甘青多民族地区的治理等洪诗涵,但是将三代中央政权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的措施加以比较的研究甚少,且讨论的侧重点也与本文不同。本文拟就此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一、元代军政管理的特点
(一)以点带面、以点控面
这里的点主要指蒙元时期镇守在甘青多民族走廊的蒙古郡王,即西平王、镇西武靖王系统与弘吉剌部驸马宁濮郡王——岐王系统。蒙元时期在此设置的以回鹘人为首领的吐蕃等处招讨使司因其特殊地位,辖有招讨使二员,万户五员,所以亦可视为一个重要的军政支撑点。所谓的面则是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辖的各级军政机构与西宁州等机构。这种以点带面的防御机制是由游牧民族高度灵活的机动性所决定的,它充分体现出诸王出镇的辐射能力和广阔的防御空间。
元朝对于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与西宁州等机构的日常管理主要通过各级文武官员来实现。由于这一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吐蕃以及汉、蒙古、色目、女真、党项、回鹘等众多民族,所以元朝统治者在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与西宁州等机构中派有大量的由蒙古人担任的达鲁花赤我不是王毛,如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在万户府中,除回鹘人的脱思麻探马军四万户府外,其余均设有万户与达鲁花赤,其中脱思麻路等军民万户府还设有副达鲁花赤一员,而必里万户府则设达鲁花赤二员,万户四员。同样,在洮州、十八族、积石州等所有元帅府以及千户所中亦设有达鲁花赤与元帅等职。在贵德州,达鲁花赤、知州各一员,同知、州判各一员。从这意义上讲,设置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上的各级达鲁花赤实质上也是一个管理各级层面的监控点,即以点控面。
(二)甘青多民族走廊的初步形成
1.带状管理机构的设置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与西宁州所辖的地域十分辽阔,但绝大部分机构均设置在辖境东部,呈带状分布,即从西宁州开始,向南依次设有贵德州、积石州、河州、岷州、洮州以及必里万户府、常阳贴城阿不笼等处万户府、折藏万户府、帖城河里洋脱元帅府、朵甘思元帅府、常阳元帅府、十八族元帅府等。这条管理带在地理位置上与本文所指的甘青多民族走廊基本吻合。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说这一条带状的管理机构,构成了甘青多民族走廊的雏形,其依据是这一带状的管理机构大多设置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交界处以东是汉族、藏族、蒙古族、党项族、女真族、回鹘等众多民族混居之处,属于以牧业为主的农牧混合经济区。交界处以西是青藏高原东部,属于游牧经济区。从《元史》等记载看,除镇西府的治所尚不明确外,元朝在交界处以西的青藏高原东部几乎没有设置较大的常规管理机构。然而这条分界线在元代并不是农业与牧业的分界线,也不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而是以牧为主、农牧混合的多民族交错居住带,或者说仅仅是一个人口疏密度的分界线。元代陕甘地区农业与牧业、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大体是沿着西宁、庄浪(今兰州市永登县)、兰州、临洮、巩昌一线划分。元代西宁、庄浪、兰州、临洮、巩昌等地曾大量居住着藏族、蒙古族、党项族、色目人等众多民族,如蒙古弘吉剌部朵儿只班为末代岐王,其封地就在今兰州市永登县至西宁一带。
2.不刻意构建民族隔离带
面对如此复杂众多的民族分布,元朝统治者虽然将吐蕃等处宣慰司从陕西行省分离出来,分而治之,但这仅仅是行政区域的划分,而不是防御意义上的划分。元朝统治者秉持“因其俗而齐其政”的理念,并没有刻意在陕甘地区划分出农区与牧区、藏区与汉区,从而造成农区与牧区的隔离,而是顺应各民族的自然分布加以管理。同样,蒙古统治者设置的带状管理机构仅仅是一个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系,它与军事防御体系并非一致。元代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上的军事防御体系如前所述是“以点带面、以点控面”。元朝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驻牧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带两边的藏族均以游牧为主,并没有因交界带的存在而出现农业藏族与牧业藏族。此时的蒙古统治者视藏族为一个整体,并未以管理带为界限,将交界带两边的藏族刻意划分为不同的管辖区域,加以防御。所以在元代甘青多民族走廊很难见有明显的扶持藏族抑制汉族或扶持汉族压制藏族的现象,也没有以牧业排斥农业或以农业防范牧业的产业政策。这种顺应各民族的自然分布加以管理的施政大略是元代统治者民族观指导下的一大特点。元代虽然将境内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最为尊贵,但元朝并没有在甘青多民族走廊强令实施蒙古化政策,也没有在其他民族之间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这可以说是元代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的一个值得称赞的亮点。
二、明代军政管理的特点
与蒙元相比,明朝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上的治理特点在于着重打造了军事防御带、民族隔离带和产业强边带三大体系。
1.构建军事防御带
明朝将元代甘青多民族走廊行政管理带发展成一个军政合一的多民族防御带。这其中明初设置的军政合一的西宁卫、河州卫、岷州卫、洮州卫以及归德守御千户所等构成了这条防御带的重要基点,而众多土、流千户、百户则网状般地分布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上,实行以流官管理为主的“土流参治”。
明朝在甘青多民族走廊构建的多民族防御带,其目的和特点是以网状防御应对往来如梭的游牧民族,这是与元代最大的不同。在这个多民族的防御体系中,戍边屯田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屯寨既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是一个战斗组织。作为生产单位,没有戍边战士的屯田就无法保障军队的粮饷,达到“强兵足食”的目的;作为战斗组织,众多的屯旗、堡寨网状般分布在少数民族之中,它的覆盖面虽不及元代之广,也难以弥补明朝军队机动性差、无法大范围流动作战的局限性,但其强大的固着力和渗透力所形成的防御能力却远远超过前代。
2.以民族隔离构建防御体系
随着卫所建设的深入发展,数万名戍边将士迁徙到甘青多民族走廊,与藏族、蒙古族、色目人等一道共同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隔离带。值得注意的是微邦,在明朝甘青多民族走廊的防御体系中虽然也有边墙,但这里的边墙并不是将汉族与藏族等少数民族断然割裂开来,甚至是对峙,而主要是将“熟番”与“生番”等隔离开来。所以明代甘青多民族走廊的戍边将士从一开始就是与“熟番”、蒙古族、色目人等交织在一起,但同时又将“生番”等视作潜在的“威胁”而加以防范。从这一点讲,明代甘青多民族走廊军政防御带将原本是一个整体的藏族阻隔为“生番”与“熟番”两大部分,因此它又是一个多民族的隔离带,而明朝统治者对于西北少数民族的直接管理与羁縻管理的分界线也大体是按照这一条隔离带划分的。明朝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明朝国力有限,主要兵力大多布防在防御北元的战线上,很难抽出更多的军政力量将中央政权的触角向青藏高原纵深发展,因此只能凭借建设一个相对安全的甘青多民族走廊去防御众多的西北民族。另一方面明朝是一个汉族掌政的朝代,明朝统治者依然秉承历代汉族大一统思想中“以华化夷”的理念,推行以“移民实边”促进汉化,以汉化巩固疆土的实践。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明朝政府完全不管不顾被分割开来的“生番”等民族,而是管理的方式有所不同,如对于甘青多民族走廊中的藏族、蒙古族、党项族、汉族、色目人等明朝政府实行的是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的“土流参治”,而对于该走廊以西的果洛、玉树等辽阔地域乃至乌斯藏等地的藏族实施的是羁縻土官制度;对于走廊内各族土官的朝贡,明朝政府在朝贡时间、路线、贡品、人数以及回赐数量等方面均有详尽的规定,而对于羁縻土官态度则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在经济方面,走廊中的少数民族享受的是明初“金牌信符”保护下的“纳马差发”,以及明中期以后实行的“中茶纳马”,而走廊以西的藏族等少数民族则主要在走廊沿边设立的榷场进行定期的“茶马贸易”。
3.围绕“一链一带”构建产业强边体
明朝政府除了构建军事防御带、民族隔离带外,还围绕着“一链一带”的建设,构建了一个产业强边体系。所谓“一链”是指明代甘青多民族走廊中围绕“茶马贸易”、“朝贡贸易”而形成的农牧之间链状经济交往模式。明朝在实施“茶马贸易”之始,就将“茶马贸易”、“朝贡贸易”作为防御体系中的一环,实现“以茶御番”的目的。所谓“一带”是指明初朝廷在构建甘青多民族走廊网状军事防御带的同时,又在防御带内大规模地推广小麦种植业,以此建立起一条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农业产业带,以抗衡和削弱游牧业的影响,用农业一体化维系甘青多民族走廊的安全,从而带动走廊内外各民族的融合。所以明代甘青多民族走廊的农业开发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强边的重任。它与“茶马贸易”、“朝贡贸易”一道共同支撑起“一链一带”的强边体系。卢驭龙
甘青多民族走廊正处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错地带,所以在明朝政府大力建设农业防御带、推广农业种植的过程中,引发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走廊内大多以种植小麦为主的藏族,最终转化为汉族或其他农业民族;而走廊内以种植青稞为主的藏族则很少被汉族等其他民族同化。同样,部分生活在青稞种植区内的汉族也大多被藏族同化,成为藏族的一员。这一过程起始于明初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于清中期大体完成。如果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上,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区的分界线,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这与大多数人将甘青多民族走廊中汉藏分界线、游牧业与农业分界线混为一谈的认知略显不同。在甘青多民族走廊,牧业与农业的分界线大多处在藏区内部。由汉族农业区到游牧的藏区,中间往往要经过一个种植青稞的藏区作为过渡带。这种小麦、青稞种植与汉族、藏族等民族分布直接关联的有趣现象,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上普遍存在,是甘青多民族走廊独有的人地景观。
甘青多民族走廊上的小麦种植与青稞种植之所以能够直接影响民族融合与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小麦、青稞的自然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的文化属性密切相关。就自然属性而言,在甘青多民族走廊,海拔2500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种植标线。小麦主要种植在2500米以下,青稞主要在海拔2600-4500米的高寒地区种植,所以海拔2500米标线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划分为小麦、青稞两大农作物种植区。
不同的农作物在甘青多民族走廊孕育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小麦种植区,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完整的地方耕种知识体系支撑和指导人们种植小麦,并围绕小麦种植建立起一整套神学体系,祈求上苍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小麦饮食文化上,一方面表现在以蒸、煮、烤、炸等为主的小麦烹饪技术,另一方面表现在围绕餐饮而孕育出一系列生活习俗以及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认同山村贵妇。在青稞种植区,藏族以青稞种植以及酥油、糌粑、奶茶、牛羊肉等同样建构有自己的种植文化和饮食文化。在种植文化中,除完备的农耕技术外,藏族亦有以念经、煨桑等活动为内容的农业神学体系和独具农业藏族特色的望果节、香浪节等文化节日。在饮食文化上老李船长,藏族家庭仍然离不开畜牧业,因此在饮食上,牛、羊肉与乳制品占有较高的比例,青稞往往以糌粑的形式与牛、羊肉及乳制品一同食用。正是在如此各具特色的文化作用下,甘青多民族走廊中无论是大规模的汉化,还是大规模的藏化,都发生和终止在各自的种植区内,很难向其他农作物种植区延伸。这表明,不同民族的文化属性虽然以不同农作物的自然属性为基础,但民族文化一旦与自然属性融合,会进一步固化农作物的自然属性。
明朝“一链一带”的产业强边体系建设,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上的确获得了极大成功。至明末,甘青多民族走廊上大凡适应推广农业种植的地方均已开发成小麦种植区或青稞种植区大卫鲍森。明朝在西北边陲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农业的开发与推广。在民族融合方面,明初甘青多民族走廊上部落林立,民族众多妖气娘,明末则在小麦种植区内娇娇倚天,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汉化程度或已融合为汉族。与此同时,农业的推广也使得牧区的藏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农牧之间的冲突明显减少,如明初的河州卫曾经是甘青多民族走廊上一个最重要的据点,曾一度为陕西行都司所在地,辖有左、右二卫。但“成化十年,巡抚都御史马文升奏改河州卫原治四十五里为河州,隶临洮府,卫仍军民指挥使司”。奏改后的河州仅仅是临洮府下辖的一个县级州,其地位的下降凸显出河州防御压力的减弱。
三、清代军政管理的特点
1.府、县制的推行
清朝国运昌盛,建国不久就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变成内地,所以清朝在甘青多民族走廊普遍推行的是府县制,这一点与元、明两朝明显不同沈晓钟。清朝建立之初曾下令废除了绝大部分卫所,将卫所军屯转为民屯。勉强保留下来的卫,如河州卫等仅负责管理土司,而清朝甘青多民族走廊的军事防御主要由驻防八旗兵和散布在各地的绿营兵负责。土司兵以及后来的乡勇等仅仅是辅助性的军事力量。清朝政府的这些措施,意味着中央政权对于甘青多民族走廊的管理与内地基本趋于一致,而明代以后以卫所为主构建的网状军事防御带则基本丧失了原有功能。
清朝政府在甘青多民族走廊推行府县制的同时,对于甘青多民族走廊以西的蒙古族、藏族,清政府设立驻西宁办事大臣加以细化管理,其管理力度是元、明两朝远所不及的蛇侠。
2.满汉结合、重点扶持
清政府对待甘青多民族走廊土司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清政府没有在甘青多民族走廊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而是有限度地保留了大部分甘青土司,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从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教化等多处入手,限制和约束甘青土司,直至取缔或“改土归流”。这其中清政府对于卓尼杨土司和撒拉族韩土司的扶持与使用表现得最为典型。
卓尼杨土司管辖的卓尼、迭部藏区地处甘青、甘川交界处,在这一区域的西北边、西边,由清政府驻西宁办事大臣负责管理,在这一区域的西南边是辽阔的若尔盖大草原,由四川藏族土司管辖。卓尼杨土司明代属洮州卫,清朝属洮州厅,但碍于迭山一带山高林茂、交通不畅,政府的直接管理很难深入到这一区域,所以这里一直是地方政府管理最为薄弱的地区。正因如此,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便选择了当地最具统治力的卓尼杨土司家族作为代理,协助管辖这一区域。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兵起。十二月,陕西平凉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反清,起兵宁羌,杀陕西经略莫洛,先后攻破兰州、临洮、巩昌、平凉等地,四方震动,人心动摇,陕甘危急。康熙十四年(1675),提督张勇攻河州,遣土官杨朝樑攻洮州,叛将王辅臣部下曾文耀、潘瑀败走,河、洮二城被清军收复。杨朝梁因此“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袭二次”。
乾隆十四年(1749),洮州番民善巴策凌、朱瓦策凌控告杨姓土司残虐番民、私藏军器。乾隆帝认为杨土司残虐番民“不过自相侵暴,则又土司常有之事,安能一一禁止”,且“在寻常叩阍之案,竟可不必办理”。《清高宗实录》卷392乾隆十六年六月甲辰载:“甘肃巡抚鄂昌题:‘洮州土司杨冲霄原袭骑都尉已历三世,呈请缴销敕书,另换指挥佥事新敕。’下部知之鄢颇被砍事件。”
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统计的甘青41家土司中,洮州厅土指挥佥事、卓尼土司杨宗业被允许拥有的土兵数额最多,为2016名。这对于当时有近一半土司已无土兵可管而言徐鹤宁简介,卓尼杨土司不仅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限制,反而较明朝有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在清代土司中极为罕见。其势力可见一斑。
撒拉族韩土司是清朝初年在甘青多民族走廊中重点扶持的又一个土司。撒拉族在清代归属为回民,称“撒拉回”,但又有别于普通回民。嘉庆《大清会典》卷11《户部》载:“各省散处之回民皆列于民户,伊犁有种地回户及南路各城所属皆为回户,惟甘肃撒拉尔等回户仍设土司管辖。”这表明清政府对于普通回户的管理主要依靠府、县等地方机构,其行政长官大多由满族担任,汉族官员为辅助管理。撒拉族与普通回户不同的是,一方面撒拉族从中亚迁居循化时保留有大量部落形制和游牧经济,其性格桀骜不驯。另一方面撒拉族驻牧的循化地区正位于河州与西宁府的交界处,很容易形成管理中的真空地带动物王国窃案。但循化又是河州通往西宁的必经之地,扼守着积石险关,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和这样一个地缘格局,清朝自建立之初就十分看重撒拉族土司在当地政治与民族格局中所发挥的作用。《甘肃土族番部志》载:循化撒拉族土司韩大用,“雍正初,奉檄率领土兵征剿番贼,又从奋威将军岳钟琪征显弥寺、尔多寺及写尔索逆贼,生擒渠魁,胁从投诚,七年授保安堡土千户”。撒拉族另一支土司韩炳,“因抚番有功,委守备,继而征阿尔加襄锁,剿王剌夫旦,所在有功,雍正间奉兵部号纸袭应土千户之职”。雍正七年(1729),保安堡王喇夫旦发动兵变,撒拉人马满舟率众响应。岳钟琪在奏折中称这次兵变为“人多势众,沿边番族亦生畏惧,遂得肆其奸顽”。在撒拉族外委土司韩炳、韩大用的配合下,清军很快平定兵变。同年,岳钟琪奏请“将韩炳、韩大用二人各给与土千户号纸,令分辖回族”。韩炳、韩大用因此由地方“外委土司”摇身变成了“奉旨设立”的土司。当然,清政府对于撒拉族土司的使用同样是双面的,一方面是扶持,另一方面亦加以限制,如撒拉族从元末进入中国后从未向政府上缴田赋。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朝政府开始在撒拉族土司境内清查田土,按地输粮。《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载:
雍正二年,招降投诚生番,天威远镇,回民慑服。虹桥机场t1四年,西宁都统达、西宁镇总兵周,安插降番,清理地土至河州,其时中马久停,乃调土官韩大用、韩炳至州,饬令查明户口、地段、下籽数目,造册。每年应纳粮七十四石五都二升八合三勺……合每下籽一石,纳粮一斗。盖较鸿化各族为重,然水田甚多,地亦肥美。
《循化志》卷4《族寨工屯》又载:口外八工撒拉族种地6770段韩乔生 夏普,纳粮74.5石;西乡四工撒拉族种地25224段,纳粮46石;东乡四工撒拉族种地4650段,纳粮39石。但是尽管有一系列的限制,撒拉族在清初受到的优待在清代甘青多民族走廊是不多见的。
3.区域经济圈的形成
清朝在甘青多民族走廊普遍实施府县制后,从客观上已经将甘青多民族走廊作为军事防御带、民族隔离带的功能废除。在主观上,满族统治者同样摈弃了明朝大一统观念中的民族同化思想,不再延续以产业一体化作为民族隔离带,拆除了农牧产业之间的无形藩篱,将经济发展的视野从甘青多民族走廊扩展到周边地区。凭借着明代农业开发与“一链一带”建设的雄厚基础,明代以“茶马贸易”、“朝贡贸易”为主的链状经贸模式,在清代迅速扩展为以甘青多民族走廊为中心,向东通往陕西、山西、河北、京城水儿小俏奴,向西南通往西藏、印度,向南通往四川、云南,向西通往新疆、俄罗斯,向北、东北通往蒙古、宁夏等四通八达的商业通道。各地商帮穿梭于走廊各地,商品种类空前丰富。在甘青多民族走廊内部,农业一体化进一步推广,使农业成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区域内的城镇建设成倍增长,商业市场星罗棋布。农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地区间各类藩篱的破除,大大促进了区域内外农牧交流的日趋频繁,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了以甘青多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经济圈。这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大一统之下的多民族观与疆域开拓下大视野的成就。
五、结论
元、明、清三代对于甘青多民族地区军政治理的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导致不同的原因大体可归纳为国力强弱与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两大方面。就国力强弱而言,元、清两朝的国力远在明朝之上,所以根本不需要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当作屏障。此时的甘青多民族走廊仅仅是沿着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自然分布红线传。分界线两边均处在中央政权的直接管控下。仅有的区别就是人口分布的疏密之分。分界线以西游牧区域的人口稀少,分界线以东的半农半牧区域人口相对较密,管理机构的设置也因之较多。所以元、清两朝的甘青多民族走廊呈现更多的是一个管理带,而不是防御带。相反,明代国力较弱,只能依托农牧分界线,将甘青多民族走廊建设成为一个军事防御带,借助农业的天然属性打造产业强边体系。就民族观而言,元、清两朝的最高统治者分别来自于蒙古族、满族。蒙古族、满族统治者虽然也存在民族歧视,将不同民族分成若干等级,但并不积极提倡民族同化。而明朝的统治者来自汉族,一方面热衷于用汉化手段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所谓“以华化夷”;另一方面当无法对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直接管理时,又常常用民族隔离带的方式将不同民族人为割裂,造成民族对立,所谓“以华制夷”。元、明、清三朝对于甘青多民族走廊的治理就是绝好的案例。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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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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