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机场t1航站楼【西北史地】清代新疆东布鲁特属部考-西北民族学

2014年06月01日 | tags | views 69
【西北史地】清代新疆东布鲁特属部考-西北民族学

作者简介
武沐,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匈奴史研究。
一、引言
现今的柯尔克孜族在清代被称为布鲁特,其祖先在清代以前也曾被称为鬲昆、坚昆、黠戛斯、乞儿吉思、吉利吉思等,俄文文献多以喀喇吉尔吉斯或吉科卡门吉尔吉斯来指代之。布鲁特于乾隆年间归附清朝,与哈萨克同被视为清代西北屏藩,主要散处于天山南北两路多地之间,乾隆朝将诸部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东布鲁特相当于现今的北方吉尔吉斯,诸部所处位置相对更为集中,各部间的亲缘性更为密切,金美幸存在着一些典型特点,但清代文献对东布鲁特具体历史的记载却较为有限,诸多历史细节仍待考证。
关于清代布鲁特历史,国内学者主要在20世纪80~90年代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柯尔克孜族简史》对清代布鲁特历史有一些基本的阐述,但所用文献主要限于部分方志文献,潘志平、苗普生、马文华等学者,对布鲁特的亲缘关系、部落构成、清朝的治理政策、社会经济概况等进行了一些整体性的研究。此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多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整体而言,国内学者针对特定布鲁特部落开展的具体研究并不多,专门结合东布鲁特诸部进行的分析更少。近年来,以丹尼尔·普莱尔、秋山徹等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参阅大量俄文文献颜夕卡盟,围绕18~19世纪的北方吉尔吉斯社会和历史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这对于发掘东布鲁特诸部更多史实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结合中外文献,就东布鲁特属部进行了再考辨,在此基础上,还讨论东布鲁特诸部所形成的松散联盟及其主要人物和事件。
二、东布鲁特属部再考
《西域图志》载东布鲁特共五部,其中最著名者为萨雅克、萨尔巴噶什、塔拉斯三部。然而,塔拉斯并非单独一部,而是包括了该地区的胡什齐、启台、萨娄三部。该著还认为额木尔贝所领部落为东布鲁特之“别部”。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为堵截和卓叛军,兆惠派遣侍卫达克塔纳等传檄浩罕、安集延及额德格讷、伊什奇里克布鲁特,额德格讷部首领阿济比率多部归附清朝。由是,清人眼中的“西布鲁特”归附清朝,《西域图志》载西布鲁特共计十五部,并列举了其中较为著名的四个部落:额德格讷、蒙科尔多尔、齐里克、巴斯子,另将冲巴噶什部列为西布鲁特之“别部”。
然而,乾隆朝以来的相关文献,多未能明确东、西布鲁特各有哪些部落,对布鲁特部落总数目的记载也并不相同。《新疆识略》载明布鲁特共计十九部,详列诸部名称、位置、受顶戴人物等,但并未说明有哪些部落分属于东、西布鲁特。李恢垣所著《汉西域图考》载,冲巴噶什、希布察克、萨尔巴噶什、蒙额特多尔、奇里克、胡什齐、巴雅什诸部为东布鲁特,岳瓦什、喀尔提锦、额德格讷、哈卜齐克、萨尔特、奈曼诸部为西布鲁特。其所载部落数目仅十三部,但对于东、西布鲁特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瑜伽拜月式,然而,其划分标准却迥异于乾隆年间的划分方法。
《新疆图志》所载布鲁特诸部名称与《新疆识略》相一致,其所言东布鲁特诸部为:奇里克、胡什齐、诺依古特、萨尔巴噶什,共计四部,其余诸部则为西布鲁特。《新疆图志》划分东、西布鲁特的标准,似未参照乾隆年间的相关史籍,而是将游牧于阿克苏、乌什西北的四部视为东布鲁特,将游牧于喀什噶尔西、北及叶尔羌西南的十五部视为西布鲁特。
上述相关汉文文献,虽提及布鲁特分为东西部,但多未能明确东、西部各自统领哪些部落,即便有所划分,其划分标准也多不同于乾隆年间,说明乾隆年间的相关规定似已渐为后人所淡忘。在清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东西布鲁特的称呼,应系清朝根据诸部地理位置和归附顺序贵妃还乡,外加于不同地区布鲁特部落的名称,“东布鲁特”主要为乾隆二十三年归附清朝的诸部落,位于纳林河上游、伊塞克湖周围及楚河、塔拉斯河流域;“西布鲁特”则系次年归附于清朝的额德格讷、蒙科尔多尔部等部落,虹桥机场t1航站楼主要位于费尔干纳谷地、阿赖山地区,而其他诸多未被提及的部落究竟分属于东部还是西部,似并无明确说明。
有学者根据乾隆年间的相关舆图,考证了东西布鲁特的分界,说明东西布鲁特以纳林河支系塔尔河为界,并印证了钟兴麒先生的观点。这表明,东西两部系乾隆朝根据诸部位置所做的地理上的划分,该界线对于布鲁特自身并无太大约束意义。潘志平先生提及俄国史料中将吉尔吉斯人划分为南北两部,北部和南部吉尔吉斯人大体分别等同于清人所称的东布鲁特和西布鲁特。这一说法较为贴近实际,乾隆年间,清朝很可能是为了称谓上的便利,专以东、西布鲁特划分诸部,东、西布鲁特大体分别相当于今北部和南部吉尔吉斯。
东、西布鲁特的称呼,显系清朝给予布鲁特的“他称”,而布鲁特诸部根据亲缘和谱系关系划定为左、右翼魔龙翻天,可以视为布鲁特的“自称”。据萨雅克首领图鲁启拜所言,左右翼分别有五部和十部,萨雅克、萨尔巴噶什属于右部偷烧鸭,右部其余八鄂拓克则邻近于喀什噶尔;而塔拉斯三部则归属于左部,另有左部二鄂拓克则位于安集延。清代文献对于左、右翼部落的说明较为有限,更多的阐述源自俄国学者,如瓦里汉诺夫称:“右翼由额德格讷和塔盖伊两部分构成法拉帝,后者作为最大一部,被分为同源但又相互敌对的部落:萨尔巴噶什、布库、苏勒图、萨雅克、奇里克、冲巴噶什、巴斯子,共八个部落。”“左翼由频繁出没于塔拉斯的三个部落构成。”拉德洛夫将右翼分为布库、萨尔巴噶什、苏勒图、额德格讷、冲巴噶什和奇里克六个部落,并未提到巴斯子部,且将萨雅克作为萨尔巴噶什和额德格讷的分支部落名称,还指出左翼包括七个部落。汉文文献和上述俄国学者的记载并不完备,相对完整的研究结论则来自于苏联学者。
从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看,上述说法中所提及的两翼部落数目和名称皆不全,1956年出版的《吉尔吉斯的亲系构成及其分布》一书,指出吉尔吉斯人内部划分为左、右翼和伊什奇里克(内部)三部分;1963年出版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人民》一书,也展示了吉尔吉斯民族内部的世系结构图。二者所列的吉尔吉斯民族内部谱系,皆包括了左、右翼和伊什奇里克三部分,前者载左翼六部,右翼十二部,“内部”十一部;后者载左翼八部,右翼二十一部,“内部”十部,故而,二者所载的部落名称远详于18~19世纪中外文献中的记载。
乾隆年间的东布鲁特中,萨尔巴噶什、萨雅克、苏勒图、布库、察哈尔萨雅克等均属于右翼,胡什齐、启台、萨娄属于左翼,额穆尔所领的希布察克部实际被列入“内部”。西布鲁特中,额德格讷、蒙科尔多尔、齐里克归属于右翼,较有争议的是巴斯子和冲巴噶什部的归属,相关记载并不一致。故而,东、西部与左、右翼,显然基于两种不同概念对诸部进行的划分,这些名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苏联学者伯恩斯塔姆认为,汉文文献将布鲁特划分为西部和东部集团,分别与额德格讷和塔盖伊的划分相一致,我国学者周轩认为:“清代以天山为界,称天山以北的为‘东布鲁特’(曾称右翼布鲁特),天山以南的为‘西布鲁特’(曾称左翼布鲁特)。”类似的说法,并不准确。
三、松散的东布鲁特联盟的演变过程
(一)乾隆年间东布鲁特联盟的雏形
乾隆年间,东布鲁特诸部联系紧密,这体现在相关文献的记载之中,萨尔巴噶什部与萨雅克部关系密切,如图鲁启拜为萨雅克部之比,他与舍尔伯克比分管该部五百余户,而萨尔巴噶什的五百余户,则由玛木特呼里、鄂库分管。舍尔伯克作为萨雅克部之比,实际系玛木特呼里之弟,年长的玛木特呼里在东布鲁特诸部中享有较高威望,图鲁启拜、苏勒图部之比尼沙、萨尔巴噶什部另一首领车里克齐皆认同玛木特呼里的权威;除此之外,胡什齐部额什博托称:“塔拉斯有四千余户,系玛木特呼里比总管”,表明塔拉斯三部也由玛木特呼里总管;启台首领喀喇博托之侄哈毕启则称:“右翼系玛木特呼里管领,左翼系喀喇博托管领”,仅表明右翼系玛木特呼里所管领;《西域图志》载:“头目之长玛木克呼里,则兼辖诸部。”玛木克呼里即玛木特呼里,表明玛木特呼里作为主要首领兼辖各部。
更为典型的是,《西域地理图说》将萨雅克、萨尔巴噶什部归为同一个大的部落联盟,称之为萨雅克锡尔巴喀什(萨雅克—萨尔巴噶什):“萨雅克锡尔巴喀什布鲁特玛玛库里之属民近二千户,于阔马克图伯地方游牧法网伊人,其所属九个部落内……”通过整理相关记载,可以发现,这一联盟所属九个部落人口户数总量实际多达六千七百户,远多于上引文中所提及的二千户,而这些部落显然包纳了东布鲁特多部以及少数西布鲁特部落。该著成书时间较早,较具参考价值,上述记载更加突出了玛木特呼里本人的领导地位和东布鲁特多部所结成的联盟性质,也体现出萨尔巴噶什部和萨雅克部系东布鲁特核心部落。
以上不同记载对玛木特呼里个人角色的描述不尽相同,或称其仅统领右翼诸部,或称左翼也受其总管,或表明东布鲁特各部皆受其统辖,尤其是《西域地理图说》中的记载更为典型,突显其对于多部的统领关系,故而,东布鲁特各部间的亲缘性和联盟性可以明显地体现在上述诸种记载之中。相较于此,乾隆年间的西布鲁特及天山南路布鲁特诸部则缺乏这样的特征。维尼科夫即指出,与南方各吉尔吉斯部落相比,北方吉尔吉斯部落之间存在着更多内在的宗谱关系。
清代文献中,哈萨克、布鲁特并称为清朝西北边疆两大屏藩,但二者存在着较大不同,这尤其表现在其内部政治结构上,哈萨克在历史上形成过统一的哈萨克汗国,后分为大帐、中帐、小帐,以此三部作为主要的政治单元;而天山地区的布鲁特各部并未形成统一的汗国,不同地区部落间的相互关系不同,各部在不同时期与清朝的亲疏程度也不同。哈萨克、布鲁特所呈现的差异性应与其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这也有助于理解东布鲁特与其他布鲁特部落间的区别。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被清朝官方载入册籍的布鲁特部落达十九部,各部散处于天山南北两路多地之间。相比较而言,东布鲁特诸部主要聚居于天山北路的河谷地区,而天山南路的部落则主要散居于山地。在河谷地区,东布鲁特诸部从事着半耕半牧的生产生活,在冬夏更替中,他们的游牧方式更近于哈萨克游牧民的水平式迁徙运动,而住牧天山南路山地间的各部落游牧方式多体现为垂直式迁徙运动,基于此,东布鲁特诸部间的互动交往更为频繁,且相对远离于天山南路的权力斗争,更显独立性,故与17世纪中期以来落居天山南路的布鲁特各部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东布鲁特各部在先后面对准噶尔政权的驱逐、哈萨克的入侵、浩罕的扩张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自发地结成了相对独立的联盟关系,这既建立在固有的亲缘关系之上,也是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结果。
游牧方式多体现为垂直式迁徙运动,基于此,东布鲁特诸部间的互动交往更为频繁,且相对远离于天山南路的权力斗争,更显独立性,故与17世纪中期以来落居天山南路的布鲁特各部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东布鲁特各部在先后面对准噶尔政权的驱逐、哈萨克的入侵、浩罕的扩张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自发地结成了相对独立的联盟关系,这既建立在固有的亲缘关系之上,也是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结果。
自叶尔羌汗国时期起,希布察克部即与冲巴噶什等部落居于天山南路,并与其他多部广泛地参与到天山南路的权力斗争中,也与和卓家族产生过密切联系,此后,这些部落的首领由于为清朝统一新疆作出贡献而受到清朝的优待,喀什噶尔、乌什等城附近的希布察克、冲巴噶什、奇里克、胡什齐等部皆与清朝关系较为亲近,即便清朝设置总比统领布鲁特各部,也未能将天山南路诸部组织成为统一的政治单元。这是因为散居于南疆各城山地间的上述主要部落彼此横向联系并不紧密,各部间的亲缘关系并不及东布鲁特各部那样明显,希布察克部直接统领的部落较为有限,并未能横向统领其他南疆部落,这些部落也并未结成联盟。故而,对比东布鲁特与天山南路布鲁特诸部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有助于进一步凸显其独立性和特殊性。
(二)19世纪松散东布鲁特联盟的变迁和瓦解
乾嘉年间,清朝文献对于东布鲁特事务的记载相对较多,然而,19世纪20年代以来,清朝因在南疆平定白山派和卓后裔的多次叛乱敲敲爱上你,又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无暇顾及天山北路的东布鲁特诸部事务,对东布鲁特内部事务记载较少。实际上,浩罕于19世纪20至30年代,加强了向纳林河上游、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东布鲁特诸部的扩张,先后在皮斯格克(比什凯克)、托克玛克、库尔特卡等地修建堡垒,清朝虽有觉察,但未加干预,东布鲁特受制于浩罕统治,一些首领甚至任职于浩罕汗廷,浩罕的扩张实际上阻碍了东布鲁特的一体化进程。19世纪40年代以来,沙俄势力深入东布鲁特后,浩罕逐渐失去对东布鲁特的控制。
东布鲁特诸部于18世纪即结成一定的联盟关系后,在19世纪又历经变迁,但始终未能构建为统一的政治实体,仅形成了松散的联盟,这既与诸部的内在矛盾有关,也与浩罕、沙俄对东布鲁特的入侵有关。保罗·盖斯即指出,北方吉尔吉斯诸部仅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关系,斡尔曼在19世纪40年代试图统一东布鲁特诸部结成联盟,但此愿最终落空。
就东布鲁特诸部内在关系而言,萨尔巴噶什部实际为苏勒图部的亲密盟友,占据伊塞克湖西部、楚河上游各支流地区,阿提克一系与萨娄部首领伯迪克结成了长久的友谊和团结,双方家族保持联姻,主要表现为萨尔巴噶什部男性与萨娄部女性之间的联姻,如阿提克娶伯迪克女儿为妻,阿提克将其子喀喇伯克婚配于伯迪克的孙女阿娜尔,她就是占泰的生母。东布鲁特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尤以萨尔巴噶什部和布库部之间的斗争为甚,清代文献多未能阐明两部间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布库、萨尔巴噶什、萨雅克、苏勒图等部同属于右翼中的塔盖伊,维尼科夫将萨尔巴噶什和布库同列为塔盖伊次级分支克吉尔的两个组成部分,更表明了两部间的亲缘关系。准噶尔政权瓦解后,阿提克率众返归伊塞克湖周围,划分了萨尔巴噶什部和布库部之间的领地,使得两部之间逐渐产生了不和,并在19世纪50年代爆发了战争。两部间的斗争,突出地表现为斡尔曼一系与布库部之间的冲突,主要背景为斡尔曼称汗之后,强迫布库部认可其汗位,但并未能如愿,由此斡尔曼及其子多次征伐布库部,双方的矛盾加速了东布鲁特松散联盟的瓦解,也客观上促使沙俄在东布鲁特建立统治。
谢苗诺夫指出,萨尔巴噶什部首领斡尔曼死于与布库首领博銮拜的战争中,但两部本来存在着联姻,斡尔曼之女即嫁与博銮拜之子。谢苗诺夫认为两部间的血腥冲突,源自于萨尔巴噶什部欲征服布库部。1853年,两部爆发战争,斡尔曼获胜,博銮拜失去了其最为钟爱的营地,并被迫撤离。1854年,斡尔曼被博銮拜长子克里奇刺死,博銮拜失去了其位于伊塞克湖东岸的大片领地,率领其部迁居伊塞克湖东北善塔斯岭以外地方。其后,斡尔曼之子乌玛塔里率部多次洗劫布库部,在1856年的一次突袭中,俘获博銮拜族中的多位女眷,占据博銮拜位于伊塞克湖南岸的大片耕地和果园。除此之外,布库部的分支部落黑底克也受到了萨尔巴噶什部的伏击,损失惨重,该部首领萨玛卡拉本臣属于博銮拜,但后与博銮拜发生争执,率所属三千人携带武器塔西陀陷阱,试图翻越天山,但受到萨尔巴噶什部秘密伏击,黑底克部损失惨重,所有畜群皆被抢掠,大量属众遇害或受俘虏,只有小部分人得以逃脱并返回博銮拜处。该事件表现了萨尔巴噶什部与布库部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也更加削弱了布库部的实力。
两部间的战争与冲突,是斡尔曼试图征服周边部落、独自称汗过程的集中体现,显然,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并由此激起了尖锐的矛盾。随着斡尔曼战死,松散的东布鲁特联盟逐渐趋于分化和瓦解。尤其是沙俄势力的侵入也加速了松散的东布鲁特联盟的解体,博銮拜率领其所属部落龚半伦,于1855年初率先向沙俄宣誓效忠、争取援助,沙俄也正是在东布鲁特内部矛盾尖锐的背景下派兵于东布鲁特地区,并派遣考察团以科考名义深入天山地区,测绘地形,了解当地布鲁特部落,为建立统治奠定基础。博銮拜归附沙皇俄国后,在此后十多年时间里,沙俄方完成对东布鲁特的征服。1860~1864年,沙俄先后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清朝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原本臣属于清朝的东布鲁特诸部先后归附沙俄,沙俄自1867年开始建立对东布鲁特诸部的直接统治。
论及东布鲁特与沙皇俄国的交往,还要追溯到1846~1847年,当时东布鲁特首领帮助沙俄平定哈萨克末代汗王克涅萨热叛乱后,斡尔曼、占泰等受到沙俄嘉奖,此后东布鲁特与沙俄频繁往来,沙俄利用萌发于东布鲁特的玛纳普头衔,效仿哈萨克汗国社会结构,打破诸部间的平衡,瓦解部落制度,将东自伊塞克湖西岸、西至塔拉斯盆地的游牧地,分配给各玛纳普,将玛纳普部署于其军事防御网络中。玛纳普成为沙俄在东布鲁特地区建立统治的中间人与合作者,沙俄建立了州、县、乡三级行政机构,取代了东布鲁特固有的部落制度。沙俄军事权威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各部玛纳普。沙俄之所以能够在东布鲁特瓦解部落制度进而构建起玛纳普阶层,与东布鲁特自18世纪即开始结成的松散联盟有关,也与萨尔巴噶什部居于主导地位、各部间的平衡自较早前即逐渐被打破有关,这些为沙俄最终废除东布鲁特松散联盟并建立直接统治创造了条件。
清代新疆地区布鲁特部落众多,并未结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东布鲁特诸部存在着诸多典型特征,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促进东布鲁特形成松散的联盟,呈现出脆弱的统一性。19世纪以来,因内部矛盾以及浩罕、沙俄势力的入侵,东布鲁特终究未能形成类似于哈萨克的汗国体制。19世纪40年代以来,沙俄正是利用了东布鲁特诸部的社会特性,逐步打破了各部间的平衡,瓦解了部落制度,进而建立了直接统治。
19世纪以来的清代文献对东布鲁特内部事务的记载较少,国内学者的相关专题性研究并不足,外文文献记载及国外学者的新近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证相关史实、为深入认知布鲁特历史的多元性带来新的启发,更多历史细节仍值得学界同仁一道进行挖掘和考证。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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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