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乐园【行走在乾县】乾县方言——引言-乾州蕞娃

2014年05月30日 | tags | views 104
【行走在乾县】乾县方言——引言-乾州蕞娃

7、方言的研究:扬雄的《方言》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专著,也是世界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专著,全书名为《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原为十五卷,今本十三卷。成书于汉代,传为汉代扬雄所著,但学术界仍有争议。据说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扬雄的亲戚也有了解。扬雄对此很感兴趣,自己有搜集整理了很长时间,经过27年,写成了这部9000字的书(今本为12000字,为后人增补)。 罗常培评价扬雄的工作说“这简直是现代语言工作者在田野调查是记录卡片和立刻排比整理的功夫。”当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国王与小鸟。

汉代先后出现了四部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除西汉扬雄的《方言》外,清朝以前,各代鲜有专门的方言研究著作,大多表现为文字学、音韵学书籍,马子跃不过通过这些书籍的研究也能够发现方言的一些点滴线索。所以,一并做以简单介绍。

《尔雅》是我国古代语言学第一部训诂学专著,第一部辞典,也是第一部研究字义、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它在保存古义以及词义的发展变化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今本《尔雅》是成于众人之手,而且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所编的。由于尔雅解释非常简单,它所涉及的许多语言知识不容易被人理解,因此后代又出现了许多注释、考证它的著作,后世还出了许多仿照《尔雅》写的著作,称为“群雅”。由于《尔雅》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自它以后的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文字学、方言学乃至医药本草著作,都基本遵循了它的体例。后世还出了许多仿照《尔雅》写的著作,被称为"群雅",由研究《尔雅》也产生了“雅学”。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学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字学的正式建立。《说文解字》共15卷,其中包括序目1卷斗神么么。它以小篆为正体, 根据文字的形体分540个部首,收汉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说文解字》的释字体例:先分析部首,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揭示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又一部辉煌的著作,其成绩之大、影响之深是其他语言学著作所不能比的。它在前人字书上发展又有创造性的突破,他阐明了汉字形体、意义、声音及三者间的关系。对当时丰富繁杂的汉字作了深入的字形结构分析,首创了分部工作并首创部首编排法。它在字义解释上也有创见,《说文》还提供了语言文字的研究方法。对当时文字也起了统一规范作用。

东汉刘熙的《释名》也是一部跟方言有关的著作。《释名》是一部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由来的著作,它就音以说明事物得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并注意到当时的语音与古音的异同。《释名》在解释词语的时候,很多地方都用到了方言。所以,在方言研究过程中,《释名》一直都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音韵研究的风气浓郁,著作迭出不穷,如曹魏李登的《声类》(中国的第一部韵书),晋代吕静仿照《声类》撰写出了《韵集》一书,还有阳休之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李季节的《音谱》,杜台卿的《韵略》等等,大都是“各有土风”的方言同音字表。罗常培《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这其中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和《方言注》、隋陆法言的《切韵》为水平较高的学术著作。《切韵》之后又出现了《唐韵》《集韵》《广韵》等。

《玉篇》是南朝梁大同九年(543)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的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一般被称为《原本玉篇》。
《类篇》是司马光等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开始修纂,至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完成的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据考察,《类篇》辑录了大量的方言材料。

元代周德清撰戏曲(北曲)曲韵专著,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一部北曲曲韵和北曲音乐论著,是研究当时通用语及其方言的语音的重要文献。《中原音韵》的出现,无疑是汉语音韵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革新,也在汉语方言学史上树立了一块有历史意义的丰碑。它以北曲作品的用韵为依据,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对于研究当时的共同语及其方言的语音,都是一种极重要的文献。

综上所述,从魏晋讫于元明,我国对于方言的研究偏重于语音,词汇的研究较为逊色,出现的较多为一些笔记体的著作。如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杨慎的《丹铅总录》和《俗言》,胡应麟的《庄嶽委谈》,郎瑛的《七修类稿》,岳元声的《方言据》等,里面所记的方言,其规模和成就远不能跟扬雄的《方言》相比。

其中,最能体会扬雄的语言学思想的当推郭璞的《方言注》。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⑴郭璞二注以近代的语言来解释古代的词语,这是郭注中最突出的一点。说明他有语言学思想,有语言观点,不为文字所拘束,看到了语言的发展变化。这样以当代语言从发展变化、对比研究的角度进行注释的方法,也是高明的、科学的。⑵《尔雅》《方言》二书中的某些词语,由于时代关系,后世不清楚的郭璞在注中说清楚了。⑶郭璞二注反映了晋代汉语由单音词向多音词,主要向双音词发展的趋势。⑷郭璞注能体会扬雄《方言》中通语、方言、古今语的区别,并且能以通语释方言、释古语。⑸郭注中对“语转”加以说明。

清代是我国语言学的鼎盛时代,作为传统语言学的一部分,汉语方言研究经历了相对来说比较冷落的中古时期之后,这时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考证和辑录方言的著作。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掀起一个语言研究的高潮,这是清代学者在当时社会残酷的统治压迫和严厉的思想控制的社会环境下,把从事于古书的整理和考证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他们从古籍的整理中发现某些古调语至今尚存在于方言中,认为方言词语的辑录和考证有助于古书的诠释,因而大有研究余地,于是就兴趣盎然,从语文学的角度携写了许多以蒐集和考证方言俗语为内容的著作。

其中有的以一般方言为对象,如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鳣的《恒言广证》,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钱坫的《异语》,瞿灏的《通俗编》,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张慎仪的《方言别录》,钱大昭的《迩言》,平步青的《释彦》,胡式钰的《语窦》,郑志鸿的《常语寻源》,罗振玉的《俗说》等;有以个别方言为对象的,如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李实的《蜀语》爱的肢解,张慎言的《蜀方言》,胡韫玉的《泾县方言》,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范寅的《越谚》,毛奇龄的《越语肯綮录》,茹敦和的《越语释》,刘家谋的《操风琐谈》,占宪慈的《广州话本字》,杨恭恒的《客话本字》等。

其次曹丕墓,清代学者在辑录考证方言词语的同时,还撰写了不少续补杨雄《方言》的著作,如杭世骏的《续方言》,戴震的《续方言》,程盛际的《续方言补》,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程先甲的《广续方言》和《广续方言拾遗》,张慎仪的《续方言新校补》和《方言别录》等。这类著作大都引经据典,就古文献资料探求古方言词语,是很下了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的西湖乐园。
清代有一些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也有涉及方音的,如王德辉、徐沅征所著《顾误录》。清代还有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搜房帮登陆,用反切的方法编成的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泉州的《汇音妙语》和《拍掌知音》,漳州、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香掉牙酥饼,潮汕的《潮汕十五音》等。
在概述汉语方言研究的情况时,还应当提到一种常被忽视的材料——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据朱土嘉先生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现共有地方志7413种,计109143卷,其中清代编撰的地方志,很多都有方言的专栏,参与编修地方志的不少是语文学家。

在纵观清代方言词语研究概况的时候鼎砥投资论坛,应该特别地提到章太炎在研究方言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首先,章太炎的方言研究特别重视从音韵演变的角度来考释词语的转变黑拳医生,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十分注意音、义的结合。其次,章大炎重视实际方言的调查研究。第三,章太炎的《新方言》是用传统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清代辑录、考证方言词语的著作。就其内容的性质亲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考证某一词语的历史渊源为目的,即旨在指出某一方言词语最初见于何书,或出自何人所著作定远中学,寻找所谓“初见”。另一类是以考求某一词语的本字为目的,旨在“正俗世之伪字”,或使他人“多获一字之益”。这两类著作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只是前着眼于于词语红楼丫头,后者着重于字,魏建功先生管把前者称做“分类考词(语)派”,后者称做“分类考字派。”

“分类考词(语)派”的著作很多,可以《通俗篇》和《恒言录》为代表,以见一斑,这两部书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蒐集了大量方言俗语,加以分类汇编,每条之下,都考辨语义,探索原流,征引颇详。范寅的《越谚》在“分类考词(语)派”的著作中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它是绍兴方言的实录。全书分为语言、名物和音义上、中、下三卷。其中与众不同的,是在辑录考证方言俗语的同时注意到了语音。“分类考字派”的著作也不少天草筱,可以《吴下方言考》和《客话本字》为代表、这类著作大都是徵引古字书和其他书面材料,专求乡邑俗语土谈“悉有所本”。它们在体例和内容上风不尽相同,但是考证证源、寻求本字的目的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制度碧落仙府,解放了长期以来封建统治强加给中国学术文化的种种束缚,从而在各个领域都引起了广泛、巨大、深刻的变化。我国的汉语传统方言学也以此为契机,发展到了现代方言学时期。首先,研究方向发生了极本的转变。要求全面研究方言,特别是要研究口语,要求使用音标记录方言,用现代语音学原理分析方音,用历史比较法来说明方言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同,还要求把方言的研究跟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联系起来。其次,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沈兼士在《今后研究方言新趋势》一文中说。“总之,我们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与旧日不同者,综有三点:一,向来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言语;二,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三、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李天慧,现在须利用与之直接或间接关系之发音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沈兼土所说的三点“不同”,不仅体现在研究的方向上,也说可在方法论上,现代方言学跟传统方言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别。最后,研究成果显著。有的单独成书,有的发表在各大学学报和各地的学术刊物上。其中单独出版的,有周辩明的《厦语的音韵声调之构造与性质》和《厦语声调的实验》(英文本)极品小王爷,约1929年发表于法国《通报》;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年)和《中山方言》(1948年》,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年)和《临川音系》(1941年》,陶燠民的《闽音研究》(1936年》,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年),黄锡凌的《粤音韵会》(1941年》,岑麒祥的《广州音和国音的比较》(1949年》,张洵如的《北平音系十三辙》(1937年)等等。

建国后的方言研究是方言研究的有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时期的具体成就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取得了汉语方言普查方面的成就。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各地语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大约只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全国每县一点汉语方言的调查任务。汉语方言普查的胜利结束胡潇灵,对我国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解放以来,我们还出版、发表了不少以地点方言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单篇论文。这些专著和单篇论文描写方言一般都比较全面细致,材料比较翔实可靠,就体例的完整性和全书的科学性来说,其中以《昌黎方言志》的成就最大,堪称建国以后出版的方言学著作中的一部代表作。第三,解放以来,我们在方言学理论(包话方法论)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汉语方言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考释词源,也不再限于跟古音进行对比,研究人员已由解放前的极少数人发展为一支相当可观的专业工作者队伍。

近几十年来,香港、台湾的汉语方言研究工作者出版了《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广州方言词典》等专著,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几十篇论文,论及很多省市的方言,其中以研究粤语、闽语和台湾话的为最多。

附:其中部分方言研究专家学者简介
1、白涤洲:(1900年—1934年),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应聘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语音乐律实验室,主要论著有《关中方言调查报告》、《〈广韵〉入声今读表》、《〈广韵〉通检》、《〈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集韵〉声类考》、《北音入声演变考》等。

2、杨春霖,男,汉族,1921年6月生,江苏省无锡市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民盟中央委员千年缘简谱,民盟陕西省副主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委员会第六、七、八届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第六、七届常委。现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社科联理事。1994年10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3、张维佳:男,陕西西安市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文化建设研究中心(北京市语委科研基地)主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曾任北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4、罗常培(1899年8月9日-1958年12月13日),萨克达氏,满族,属正黄旗,北京人。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大学毕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

罗常培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咏恩,并任第一任所长。还曾任《中国语文》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1954年和1958年两届全国人大代表、《语言研究》常务编委等。他曾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创办了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

5、朱士嘉,字蓉江。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于无锡县东北塘乡塘头镇樊七桥朱巷。他15岁那中父亲去世,家庭经济陷于困境,无力继续升学。后在亲戚的资助下,才进江阴励实中学读书。他编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了2900多部地方志,这堪称是《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姐妹作。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国内学者不了解其底蕴,朱士嘉著作的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6、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双花店,著述甚丰。

7、沈兼士(1887年-1947年),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曾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省立一中、北大任教,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一。(未完待续)

乾州蕞娃(刘立军,关中平原、女皇脚下、城乡结合部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热爱教育事业中年男子。性木讷,爱文学,常著文章以自娱。俯仰天地间,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求无愧于我心)是一家以个人原创为主的文学公众平台,以推广乾县乡土风俗文化为主,间或涉及教育、文学随笔、影评、图文故事等。